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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将死去,但仍前行:一名斯坦福外科医生的生

作者: 又亦 发布时间: 2019年08月07日 13:14:44

  【编者按】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1月26日的《斯坦福医学》杂志,作者保罗·卡兰斯(Paul Kalanithi),是斯坦福医院神经外科的住院总医生。2013年,作为医生的他被确诊患了肺癌。于是,他写下了这篇感受生死的文章,遗憾的是,最新消息已经传来,保罗.卡兰斯于2015年3月9日去世,享年37岁。

  当CT扫描完成后,我立刻开始看片子。

  诊断结果随即出来了:双肺大片包块,脊椎变形。癌症。

  在我的神经外科生涯中,我曾和医生同行们共同会诊过上千张片子,确认手术是否能带来希望。我会在病历上匆匆写下几笔:癌症广泛转移——无手术指征。接着就继续干别的事情了。只是,这张片子不一样:它是我自己的CT扫描。

  我曾与无数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坐在一起,讨论他们冷酷的前景:这就是医生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。如果病人是94岁,患有终末期的失忆症,出现严重脑出血,谈话要容易些。可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——我36岁,并且确诊是癌症,能说的话就没有多少了。

  我的标准说法包括“这是场马拉松,不是冲刺,所以你每天得休息好”,以及“疾病可以让一家人四分五裂,也可以让大家团结起来——你们要了解身边人的需求,并且寻求外界支持。”

  我从中学到了几条最基本的规则。

  谈到病情预后时需要坦诚,但又要留下希望的空间。

  说话时既要含糊又要准确:“从几天到几周”,“从几周到几个月”,“从几个月到几年”,“从几年到十年或者更久”。我们从不引用具体的数据,通常建议病人和家属不要在网上搜索存活期的数字,因为我们猜想普通的病人无法细致入微地理解数据。

  在听到“X疗法的生存率为70%”和“Y疗法的死亡率为30%”时,反应是不一样的。听到这样的表述,人们会蜂拥选择X疗法,哪怕这两种疗法的实际效果实际上一样。

  我的一个好友得了胰腺癌,结果我就成了他亲友团的医学顾问,尽管他们都是非常资深的统计学家。我仍然劝他们不要查找数据,跟他们说现在能找到的五年生存曲线至少落伍了五年。不知怎的,我总觉得光是这些数字还太干巴巴了,或者说,医生与疾病每天打交道的过程中,还需要得到更多的来龙去脉。更重要的是,我有这样一种冲动:保持希望。

  这些生存率曲线称为卡普兰-迈耶曲线(Kaplan-Meiercurves),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癌症治疗的进展,预知病人存活的时间。对于一些疾病来说,这条曲线看起来像是飞机缓缓着陆;而对于另一些疾病,看起来则像是俯冲的轰炸机。医生们对这些曲线、它们的形态以及意义考虑良多。比方说在脑癌研究中,尽管平均生存期数字改变并不是很大,但曲线图拖着的尾巴越来越长,这意味着一些病人已经存活了多年。问题是,你没法判断某位病人处于曲线图上的什么位置。竭力追求数据的精确无误,这是不可能,甚至不负责任的。

  你可能会以为,当我的肿瘤医生坐在我的病床边与我会面时,我不会立刻请她告诉我有关生存期的数据。但现在,我已经从医生的角色滑到了病人那一头,我也和所有病人一样,渴望了解具体的数字。我希望她能认识到,我既了解数据,同时也知道关于疾病的医学真相,因此她应该能为我提供准确的、直截了当的结论。我能接受得了。

  她干脆地拒绝了:“不,绝对不行。”她知道我会查找关于这种疾病的所有研究——我确实这样做了。但肺癌不是我的专长,而她是这个领域的国际权威。在每次看病时,我们都要进行一场角力比赛,而她总是闪躲着,不提及任何一个数字。

  现在,我不再为一些病人执意追问数字而感到困惑了,我反而开始想,为什么医生在掌握了这么多知识,有这么多经验的情况下,还要把问题弄得这么云山雾罩。我刚看到自己的CT片子时,认为只有几个月好活了。片子看起来很糟糕。我看起来很糟糕。我瘦了30磅,出现了严重的背痛,一天比一天觉得虚弱。我的血检报告显示蛋白水平极低,红细胞计数也很低,这跟我身体的感觉一样:它已经无法满足生存下去的基本动力了。

  几个月来,我一直怀疑自己得了癌症,我看过很多年轻的癌症病人,所以得知结果时我一点也不吃惊。事实上,我还感觉有些如释重负。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明显:准备去死。大哭。告诉妻子她应该再嫁,然后为房贷筹钱。给好朋友写迟寄的信。是的,我本想在这辈子做很多事情,但有时这种事情就是会发生:当你平日的工作就是治疗头部受重伤和脑癌病人时,结局是什么,对你再明显不过了。

  可是,在我与我的肿瘤医生第一次见面时,她谈到了有朝一天我将重返工作岗位。那时我会是游魂吗?不会。可是,我能有多长时间?沉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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